随后，詹桥又到秦某某前面阻拦。

法学与法理学导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形成和发展法的本体(或概念)论法的价值论法的方法论(或认识论)法与社会等，是国内法理学教材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法理学学界共同的理论结晶，这些均在新版教材中得到了传承和深化。然而，究竟什么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呢？难道就是这些文字或者未形成文字的观念吗？研究对象之辩难构成了法理学之痛。

后两道则以如何理解[48]阐述其中法理[49]为提问方式，引导学生广泛阅读、深入思考、领悟法理。其次，它传承了老一辈法学家改革开放新时期主编的若干经典教材中对中国问题中国意识中国理论的关切。同时，教材第一编对法的渊源法律体系法的要素权利和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法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论述，都是法律思维的载体和零件，它们的排列组合共同传递着一个法律人对能够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的规则模式的思考。这样，人权法理就涵盖了具有不同适用范围的法理集合，并使子法理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重要的法理问题，促进了法理自身的体系化和丰富。法之知法之行法之善的统一，就是法之治。

疏而不漏的理论和知识格局为青年教师提供了积累教学经验的阶梯。法外空间数据拜物教法的渊源将成为有血有肉的法学专门术语，等等。例如，在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案中，法院阐明了德国基本法第5条出版自由的意义，并且明确了同条第2款规定可对出版自由进行限制的一般法律的范围。

[84]在此，作为教义学方法的体系解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旦国家有更好的手段可以用来实现其治理的目标，作为备选手段之一的法律将被毫不犹豫地放弃。所以，法教义学上当采后者。合宪性解释其实是一种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混合体。

它们经由法学者提炼、加工和体系化，对于法律适用甚至立法具有拘束力。在此意义上，正如德国当代宪法学者博肯费尔德所说，法治国的形式特色绝不意味着它只具有空洞的形式，而是对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即自由与财产安全的形式化与客体化。

例如，前者参见谢海定：《国家所有的法律表达及其解释》，《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86页以下。[45]See Jeremy Waldron, Is the Rule of Law 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in Florida)?,21 Law and Philosophy 137-164(2002). [46]See Antonin Scalia, 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56 U.C.L.R.1175-1181(1989). [47]参见[美]布雷恩•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在宪法基本权利领域，一套成熟的基本权利教义学说有助于基本权利内涵的稳固化，并防止其相对化。一方面，这确保了个人的自由。

在德国，许多法学家开始了所谓的历史性反省。从积极的方面讲，法教义学通过提出独立于各个法律主体的世界观与文化特征的法律命题，确保了法的形式科学性，这导向了法的理性化，它使得法更加透彻，更便于作法律上的判断。前者意味着不动产登记簿制度所记载的事项被推定正确，但可通过反证被推翻。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一方面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则以建构融贯法律体系为基础条件。

[39] 与此相应，法教义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即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可见，无论是形式法治观念（除依法而治的版本外）还是实质法治观念的支持者，都会认为上述形式合法性的要求或者说法的安定性，是法治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如此，习惯（法）的研究在中国学界一直是一个热门：有学者长期关注地方习惯法并著作甚丰。法律体系融贯化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意义重大。

[95]基本法律概念的研究曾在中国学界领风气之先，在学术思想受到较大禁锢的年代起到了解放思想、树立航标的重要作用。有专门以习惯法为主题的刊物，也有开设相关专栏的刊物。[16]正是历史研究才使得法学成为科学，而统一的法教义学需要借助于历史科学才能建立。[57]Vgl.Casten B?cker, Der Sylogismus als Grundstruktur des juristischen Begründens?,40 Rechtstheorie 404,411(2009). [58]Vgl.Kyriakos N.Kotsoglou, Subsumtionsautomat 2.0:über die (Un-) M?glichkeit einer Algorithmisierung der Rechtserzeugung, Juristen Zeitung 451,455(2014). [59]Franz Wieacker, Zur Praktischen Leistung der Rechtsdogmatik, in Büdiger Bubner, Konrad Cramer, Beiner Wiehl,(Hrsg.), Hermeneutik und Dialektik, Tübingen: J.C.B.Mohr,1970, S.316. [60]Vgl.Niklas Luhmann, Recht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 Stuttgart: Verlag W.Kohlhamer,1974, S.27. [61]参见前引[6]，张翔文，第8页。[9]始于16世纪初的人文主义法学，致力于对罗马法素材的重新系统整理，相信法律应当能像其他科学一样，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形式来加以表达。为什么这种发源于独特文化背景的法学研究方式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这肯定不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而一定有其理论逻辑上的理由。

没有法律体系能够放弃这一功能，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脱离特定教义学基本要素的法律体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法治的核心议题，如何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害是法治实践的主线。

以完整性要求来衡量可以发现，推定力说尽管可以援引第106条来主张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但由于后者只适用于无权处分而不适用于其他情形，尤其是消极信赖保护的情形，此时就会出现认知漏洞。[67]See Dyson Heydon, Judicial Activism and the Death of the Rule of Law,10 Otago Law Review 495 f.(2003). [68]参见前引[53]，Gustav Radbruch文，第46页。

[86]法教义学不仅要充实作为法律体系之价值基础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内涵，也要将它们贯彻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各个领域。[88] 最后，法教义学能通过重述法律体系实现理念的融贯化。

[24]法的科学性无需向外寻求，只需去法和法教义学的体系本身中寻找。【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71]对不同调整情境在法教义学上的体系化处理导向了对不同问题解决方案的统一化，导向了节省思维的概念工具，并获得了法的透彻性。目前，中国的民法总则已经出台，民法分则正在审议过程中，竟民法典之全功已非不可及之事。

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既能促进法的安定性，又有助于融贯法律体系的建构，因而对于任意类型的法治都具有重要意义。[96]Vgl.Joachim Vogel, Juristische Methodi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1998, S.39. [97]参见贺剑：《法教义学的巅峰：德国法律评注文化及其中国前景考察》，《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第385页以下。

最后，法教义学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害。[99]Uwe Diederichsen, Auf den Weg zur Rechtsdogmatik, in Reinhard Zimmermann (Hrsg.),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dogmatik, Heidelberg: C.F.Müller,1999, S.66. 【期刊名称】《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 进入专题： 法教义学 。

[43]从这个角度看，法教义学也是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最后，政府官员必须遵循现行有效的实在法，必须以事前确定的一般性法律规范为司法、执法的依据，他们的裁量权要受到约束（可约束性）。

[82]对于规范漏洞，则需要借助如类推等方法去填补。如前所述，这一体系由教义学方法与教义学知识两个层面构成，而中国法学者需要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努力。但近年来，这种研究在以问题和学派思想为主流的法理学界和在以立法论与解释论为主导的部门法学界都日趋沉寂。所不同者，只是各个时期对这些命题或原理之权威的来源在理解上并不相同。

动物的日常含义既包括合法饲养的普通动物，也包括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但联系第80条，只能采取限缩解释，将第78条中的动物解释为合法饲养的普通动物。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将案例指导制度作为重要一环，指导性案例已经引发学界的追踪与研究。

它说明，教义学必须常常回归基本原则，思考其产生和起源，保持对于那些以历史和法律文化规定性为基础进行评价的清醒意识。迄今为止的评价法学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传统评价法学阶段和从70年代末至今的新评价法学阶段。

其三，公民可以预见到政府官员所作之具体法律决定的可能（可预测性）。[29]Vgl.Hermann Kantorowicz, Der Kampf um die Rechtswissenschaft (1906), Baden-Baden: Nomos,2002, S.12 ff. [30]Vgl.Eugen Ehrlich, Freie Rechtsfindung und freie Rechtswissenschaft (1903),2.Neudruckausgabe, Aalen: Scientia Verlag,1987, S.7 f. [31]参见[德]罗尔夫•施蒂尔纳：《法教义学在进一步国际化的世纪之初的重要性》，李云琦译，载李昊、明辉主编：《北航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